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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秦其斌: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飞乐音响诞生的台前幕后

原标题:对话秦启斌: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乐飞音响诞生的幕后

简介:“乐飞音响”的诞生及其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我国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起点,也成为开放证券市场的标志性事件。

出处是《21世纪经济报道》(ID: jjbd21)

作者张赛南与实习生杜

李新疆编辑

剪辑:许婷婷

1986年11月,美国客人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韦林(John Verlin)访华,并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一份礼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徽,凭此可以自由进出纽约证券交易所。

作为回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代表中国领导人向来宾赠送了“上海音响”绿色股票。

该股为1万股,每股50元,由乐飞音响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静安营业部持有。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融机构首次发行股票。

“乐飞音响”的诞生和公开发行股票成为中国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起点,也成为开放证券市场的标志性事件。

乐飞音频第一任董事长秦启斌现年80岁,很少出现在公开报道中。值此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三十年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与秦启斌进行了独家对话。他回顾了乐飞音响股票发行的前因后果,认为这是“非常偶然的”。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无知”,将乐飞音响的股票推向公众,这在中国资本市场引起了波澜…

第一支股票的诞生

《21世纪》:请介绍一下乐飞音响股票发行的前因后果,股份制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秦启斌:当时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基层干部,没有什么文化理论背景,社会阅历也不是很丰富。退了20年,回头想想,当初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应该是很偶然的。

20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各单位开始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培养干部。所以我从基层调到了上海市仪表和电信工业局下属的元件公司,然后迅速把我送到了下面的企业进行管理和整改。当时工业系统开展了“学大庆、学首钢”,于是我逐渐步入了国企或老企业的改革潮流,也学到了一些企业改革的思路,包括放权让利、搞活企业等等。

1983年初,我被任命为上海乐飞电声总厂的第一副厂长。第一副主任是特殊安排,也就是说我来接手。1984年接任退休厂长,成为电声总厂厂长。那段时间刚开始当厂长的时候,有些激情,想做点什么:继续走老厂长那条重生产、重管理、重效益的路子,还是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当时社会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老企业和国企的干部职工普遍不热情,就在思考如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因为我有两三年“学首钢,学经济承包责任制”的经验,自然就把这两个命题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觉得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要还是要绑定企业和员工的利益。

起初,乐飞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制造电视机、收音机和录音机的扬声器,这是产业链中的一环。后来发现市场对低音扬声器的需求很大,很多发烧友都喜欢低音扬声器,于是我们考虑把市场需求变成系统商品,解决市场需求堵塞的问题。当时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引导和刺激消费。这在当时是有点创意的,后来成为业界重要的论文。

这样,我最初的想法是:第一,把企业的命运和员工的利益捆绑起来;第二,扩大产品的价值链,开发新的市场需求,通过筹资为企业发展建立新的增长点。

那你为什么搞股份制?应该说是受到了老商人的启发。

我们不是长宁区的小厂,经常去外面参加一些座谈会。老工商业者集资入股办企业,让我深受启发。其实主要是爱建公司的认购投资。当时乐飞总厂的党委书记是著名经济学家李一宁的表弟,李一宁的研究方向与股份制有关。所以,我们应用到了上面。当时我们不叫股份制,叫集资创业。这就像筹集资金开发新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一样简单。

所以理论上受李一宁影响,实践上受商人影响,同时又有经验和改革热情,所以想做点什么。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火花就会碰撞。

21世纪:后来怎么样了?

秦启斌:后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静安营业部信贷部的黄贵鲜、强嬴稷也来找我问集资的事情。他们说需要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申请集资,可以帮我们申请。同时,他们也想入股加入这个新企业。

当时我们假设这是企业内部的事情,范围最多扩展到合作单位。后来觉得大家都挺支持我们的事情的。他们提议向上级汇报,于是又把事情推进去了,感谢他们支持我们的勇气。另外,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出台了社会集资办法,所以我们也要感谢老学者、老专家龚浩成,他制定了一些前瞻性的规则,让我们的改革能够一步一步地进行。

这件事本来是乐飞企业内部改革,但由于静安营业部银行的支持和参与,80年代初上海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的两种激情在这里融合,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

后来,我们还向时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吴邦国作了汇报。我和总厂党委书记吴邦国一起在元器件公司工作,吴邦国担任副经理(注:1978-1979年,吴邦国同志担任上海电子元器件工业公司副经理)。找到吴邦国后,他没有多说,只说了一句“我支持”。

这样,乐飞音响的改革是理所当然的,有市领导的支持,有规章制度的支持,有社会各方的支持,有企业自身的需要。我觉得,乐飞音响公司的改革之所以能在资本市场的历史上留下印记,是因为感谢上海的大环境,能汇聚各方人才,给大家足够的发展空,让大家敢做敢当,这才是上海的独特魅力。

《21世纪》:在前进的层面发生了怎样的“碰撞”?

秦启斌:首先没想到社会反响这么大。人们总是打电话说他们想买一些股票。但企业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员工工资40-50元,我当厂长才76元。所以要求员工拿出50元和100元买股票是不情愿的,也是不靠谱的。

虽然我们的政策很优惠,集资有保障,分红比银行利息高,但是员工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你想让他自己拿钱出来,有的不愿意;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可以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最好是通过发放奖金来购买股票。

当时募集的资金是50万人民币,不是很大。因为我想为员工做事,所以我想从员工福利基金里拿一些钱,作为厂长我可以用。二是向社会筹集资金。由于反应强烈,社会集资的比例逐渐增加。本来就是给员工做事的。结果在财政年度审计中,按照当时的会计制度,福利基金改为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改为企业对外投资。

然后,我们就去工商注册,想着注册为乐飞音响公司。但工商方面表示,凡是被称为“公司”的,都需要局级单位的批准,“公司”这个称呼引起了很大的误解,成为观念和制度上的碰撞点。现在想来,这是改革初期的系统工程,存在不兼容、不匹配的问题。傲慢的说,可能是我们跑的太快太突然,大家各方面都没准备好。

后来在11月18日的开幕式上,很多领导和记者都出席了。与会记者说,我们今天来参加开幕式,主要是听听市领导对股份制的看法。

分发给社会完全是偶然。

当时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我。当初是内部发行,但我觉得内部也是社团,还有其他单位参股,算是“社团”吧。社会的定义不严格,界限不清。所以当时我说分发给社会。他举报的时候加了“公开”二字,改成了向社会公开发放,不经意间把我们的改革推向了前进。

还有一点很重要,为了让股票正常发行,我们和银行还研究了股票的印刷设计。工行表示,股票的设计需要13个元素,需要铸币厂打印,所以我们会根据银行的建议进行操作。之后黄贵鲜说要搞场外交易。要不要上市股票?我说上市就上市。当时很多员工都在问“我买了你50股,有什么用?”股票无法变现,价格无法显示,对我来说也很有压力。

1986年,上海开始柜台交易。

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韦林,也就没有第一股。应该说工行的改革热情和积极性比我们高。所以上海的改革是自发的、系统的,股票诞生了场外交易部门,然后是债券交易和流通,逐渐形成了资本市场的雏形。

股份制改革已经延伸到“老八股”上市

《21世纪》:社会对乐飞音响的股份制和公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秦启斌:成立的时候,社会上有很多反响。大学学者敏感敏锐地掌握了这一信息,前往上海考察,为我们的股份制找到了理论依据;国内外媒体的采访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我;很多老师都写信夸我,其中一位是上海外贸学院的教授,素未谋面,写信说“你是英雄,你走了一条伟大的路,你有伟大的勇气”。

其实“英雄”这个称号我是拿不起的。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对资本市场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我只是一个企业改革的实践者,无意间参与了资本市场的改革。

21世纪:进一步扩大股份制改革的机遇是什么?

秦启斌:1985年夏天,当时的市领导说要来找我了解改革情况。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音频公司成立才半年。当时,报告结束后,领导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扩大改革试点;第二,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四个自我:自我体验、自我发展、自我融资和自我约束。领导走了以后,我越是在厂里跟领导班子琢磨,越是对“考虑扩大”这个词,对扩大试点的意义,对四个自我的意义感到不确定。

经过三天的讨论,我突然想到,乐飞电声总厂是否也要进行股份制改革,领导是否要求我们思考如何改革改造国企、国企、老企业。

这个想法最终得到了认可和支持。这时我们得到了深化改革的意向,即老国企、老企业也要走股份制改革。

现在,乐飞音频公司有许多自发的组件,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老八股企业其实是市里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自上而下,为资本市场的建立铺路。

后来,当时上海的主要领导去大菲乐做扩大股份制改革的研究,提出对上海的“四驴岗”(上海汽轮机厂、锅炉厂、重型机械厂、电机厂、后来的上海电气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革。与此同时,市委加大了对证券交易所法律法规颁布的研究力度,为1990年设立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思想动员、组织准备和制度准备。

此时,上海已经做好了张开双臂拥抱证券市场的充分准备。

《21世纪》:后来的旧八股改革是如何进行的?

秦启斌:第一,老套和乐飞音频密不可分,一个个紧密相连。第二,上海领导人有意识地推动发展,为90年(资本市场的建立)做准备。

我们只做了一件事:股份制改革,后来制定了总厂股份制改革的方案。

1985年夏,市领导、体改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商银行、仪器局、财政局的人来开会,讨论乐飞电声总厂的股份制改造方案。吴邦国在会上发言,一是为什么要进行改革,老企业应该如何改造,二是搞股份制、发行股票可能会有风险,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为什么从小企业做起,因为风险可控。如果不能持续下去,城市有能力控制和尽量减少社会冲击。希望各方支持改革,改革也调动了老一套的改革。

后来总厂股份制改造,由市体改办牵头参与方案的制定,比如股权结构的设计。乐飞总厂有国有股和集体股,其中一部分要留出来向社会集资——个人股。后来,当他觉得集体股的名称不准确,缺乏理论深度时,何提出将集体股的名称改为法人股,一下子扩大了其内涵,为建立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法人财产权留下空,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90年后,国有股逐渐更名为国有股,国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对名称的一系列修改和改进显示了对中国经济形式的更深刻理解。

股权结构设计中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是当时改革的重点。国有股不能流通,应该绝对按比例控制;个股不要太多,只能控制在15%。因此,1990年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市场流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小流通导致了严重的投机。当时大家都害怕国有资产流失,害怕失去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所以改革要谨慎。

股份制改革的另一个要点是完全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估值,这一点从那时起就存在了。所以我们一开始股份制,上海的中介机构就突然发展起来了,这也是资本市场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老企业改造,以前账目全是机械设备,房子设备,没有资金财产概念。所以,要成为资本的概念,要评价甚至取代价格,这一套规范性的东西在当时就开始酝酿和发展,这一步很重要。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最流行的理论是国企民营化,但我们一直坚持中国不应该把股份制私有化,而应该在公有制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吸收个人股。这是我们的方向性问题,也是我们的原则性问题。

从“老套”看资本市场的新陈代谢

21世纪:老一套的发展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原因是什么?

秦启斌:可惜老一套的发展不理想,没有走上改革有序发展的道路,或者说改革停滞不前,华为这样的深圳企业一直没有前进。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如何改革、管理、经营和发展国有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的来说,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明确。

国企大股东虽然是国企,但并不认为你是法人的财产,而是认为你是它的财产。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后,将完全遵循国有资产管理的方法。因此,我强调法人财产权的四大自治制度,特别是独立性和法律的刚性保护。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未来的路还很长。好在现在民法典出来了,明确了法人有财产权,和国有资产、私有财产一样受到保护。只有承认其独立性,企业市场主体才能自主经营,自主发展。

第二,我们当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但没有太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升级。其次,可能我们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够敏感。虽然大菲乐和小菲乐的变化喜忧参半,但企业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我对他们有特殊的感情,祝他们凤凰涅槃。

所以希望通过30年资本市场的总结,上海在混合经济和民营经济上有所突破,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的理念。我希望上海有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各种经济形式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21世纪:如何看待退市?

秦启斌:首先,退市肯定是要退了。有的控股股东“混”挖空上市公司,最后把资产混了,没有发展。当然,部分控股股东经营失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可能退出市场。

当时我们对退市持谨慎态度,因为上市公司不多,资产容量也不大。资本市场的“一进一出”(登记制、退市制),加上过程中的严格监管,形成了完整的市场化机制链条。

我们这个时代资本市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ST壳”比正常的好公司还要值钱,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但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有的上市公司是老百姓的钱。所以退市是退,以后的改革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其“壳”资源的使用可以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股市波动。

现在看来,上市公司的“外壳”也算是资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的创造。在这个外壳下,它可能是一种通过注入新资产来思考和振兴的方式。

21世纪:你对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有什么期待?

秦启斌:很自信。

2000年,我受中央党校邀请,拍摄了一部名为《百年民族复兴之路》的信息片。我意识到股份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

我期待着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资本市场的高地。30年过去了,我们从一个所谓的“农贸市场”层面的资本市场,到一个国际层面的资本市场,真的不容易。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这在未来更容易解决。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有望继续改善。不到十年甚至更久,我国GDP将从100万亿元扩大到200万亿元,因此资本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其次,从b股的最初发展到现在,随着呼伦通、沪港通、A+H的上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合更加紧密,中国投资者可以选择更多优质资产;第三,中国富人从最初的储蓄观念转变为资产管理,更渴望优质资产,享受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第四,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越来越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愿意在中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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